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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引导我走出心灵的地狱(第2页)

其实,在青少年时期,人并不了解自己,并不认识自己。“我”在我的心中是模糊的,扭曲的。人看到的只是自己的不足,从而羡慕别人,所谓追星族就是失掉自我的人。人,如果从小就认识不到自己的优势,只看到自己的缺憾,自己的才能和灵气,就会被追星的扭曲心理窒息。长期陷入对自己不满意和苦恼之中的人,他的全部潜能会被压缩在一个自造的洞穴中,无法施展。

青少年正是人格塑造的定型期,这个时候正确地认识自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由于年轻,由于没有生活经验,很难对自己正确估价,往往是理想超越和压倒现实。如果这种差距是学习方面的,可能会成为一种有力的动力,促使人奋起拼搏。如果是外在的形象的,只能导致自惭形秽,导致自卑。因为外在的东西是无法弥补的,除了在幻想和白日梦中寻求满足外是别无良策的。

理想的我和现实的我的差距带来的负性情绪危害是很大的。它使人烦恼、苦闷甚至焦虑。丧失自我,这是人在事业和心理中失败的主要根源。许多人一辈子没有找到自我。对这种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回自我,不是纯理论上的寻找,而是通过在实际工作中的成就重新找回自己,树立信心。我并不比别人差,你能做到的,只要努力,我也可能做到。如果没有做到,也不懊恼,因为我尽了我的力量。这是胜利者的失败,而不是失败者的所谓“胜利”。

一个人最大的不幸是不想成为自己,想成为一个理想的人。青春期,最羡慕的是别人长得帅。小说读多了,男的个个风流倜傥、帅气十足,因而总不满意自己。

其实我的学习、我的为人是很得同学欢迎的,人际关系也很好。中学办壁报,我的文章出过一点小风头。可我并不认识自己的优势,而只看到自己的缺憾。如果我更着重自己的长处,发挥自己的长处,在文史方面或许会有点小小成就也说不定。可惜我的才能和灵气年轻时被对自己外在东西的不满窒息了,陷入不能接纳自己的苦恼之中。

(4)魔鬼的降临——内在情绪的外在化

内在的负性情绪没有得到积极有效的疏导,积累到一定程度,它必然要转化为症状。

我开始尝到苦头时是18岁,高中二年级。我家在小县城,中学时我住校。一天晚上,半夜突然惊醒,感到无比恐惧,仿佛灾难临头,难以自制,穿好衣服往家里跑,一到家,见到父母一切都平静下来了,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当时无知,缺少心理学知识,不知道这是急性焦虑发作,而以为自己是在做噩梦,不以为意。以后,这种大发作没有过,但偶尔小的惊恐也有过,虽然不严重。如果当时能及时疏导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进入大学以后,开始失眠,难以入睡。无法可想,只有到医务所要点安定、利眠灵之类的东西抵挡一阵。中国的医学是很落后的。我急于求治,但医生从来说不清什么病,给点药打发走了事。我从医生口里没有得到过一两句中肯的劝导。后来我也偷偷找过心理医生咨询,诉说失眠的苦恼,同样是使我失望。仍然是开点安定镇静的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安慰话就打发走了。这都是些所谓医生,他们脑子里只有病没有人,或者说只有病了的人而不是人生了病。他们对于病人的诉说不分析不研究,就事论事。我至今深感纯生物学医疗模式的无力和局限,也深感医生尤其是心理医生一定要学点哲学。这也难怪,心灵的确是个黑洞,连世界上的许多著名的心理医生都弄不清,何况普通医生。除了开药以外也别无他法。

在大学期间,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深得同班同学的好评。行为正常,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灵魂深处的苦恼。连我自己都弄不清我究竟为什么会失眠。中学时那种对外表的羡慕随着年龄和学识的增加而减弱,但它种下的祸根并没有立即拔除,它作为一种惯性力量有时仍然在发挥作用。现在大学普遍设立心理咨询室实在太好了,如果我们那个时代也有这个机构,我不致长期处于痛苦之中。时代终究是进步了,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工作是不断分析自我,寻找自己淹没在海水深处的冰山的下半部。最后,哲学帮助了我。我可以自豪地说,虽然我读的书太杂,但没有白读。因为我了解了自己,或者说尽力了解自己,身心日趋健康,在专业学习和研究上也为一些同行和学生所错爱。我总是劝我的学生学点哲学。当然不是教条主义,不是背一点语录,记点引文,用来装饰和卖弄,而是真正让哲学走进自己的心灵,从哲理中得到一点人生体会。哲学不能让人发财,但能使人眼明心亮,健身健心。我完全是依靠自己对哲学的体悟,从而走出心理困境,从心灵地狱进入生命愉悦的天堂。我经历了中学时的自卑期,大学时的心理困惑期,最终从哲学中找到了出路,生活在心灵平静、满足、高兴、不断学习和写作的生活中。解铃还须系铃人。心理问题最好的解决人是自己,但这个自我必须是用哲学思维清洗过的“自我”。

(5)人生困境还是要靠哲学

我可以依靠哲学走出心理困境,但不能保证自己一生风平浪静。人生有许多自己难以预料,难以把握的事。我一生虽然平平安安,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但我在北大的遭遇和教训,却是此生的最大财富。它告诉我,人,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人生困境。

人民大学解散停办,我曾在江西余江干校待了三年,在五连菜班。的确,种菜对我是困难的,不说别的,光是挑粪肥就够呛。江西农村的木桶又大又沉。两个桶就够意思,别说加上满桶的粪。我只挑半桶,走路还像醉打山门,跌跌撞撞。累是累点,但我没有干校仿佛是地狱,是劳改所的感受。也许人民大学的干校宽容些,也许因为我是普通教员,不是走资派或什么分子,比较自由。每到休假,到离干校20里的鹰潭去改善改善。去鹰潭全靠两条腿,早去晚归,算下来来回也有几十里路。当时在我们眼中的鹰潭就是大城市,有的还远走南昌、庐山。这三年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一生在大城市待着的读书人,尤其是文科学者有机会到农村体会体会没有什么不好。当然,也许各个干校不同,各个人的情况不同,很难以一概全。我们中的一些人,有机会仍会回刘家站当年的干校旧址看看。这也算是一种特殊的怀旧感情。

我的厄运是回京以后的事。回校等了一年多,成批成建制分到别的高校。我随同我们研究所分到一所著名高校,教了一年书。不知为何,一天党总支通知我到一个什么写作组去工作。我没有觉悟,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会派自己的党员去为“反党篡权”效劳。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们这批人,当然应该受审挨批。谁叫我们炮制那么多文章,头版头条,推波助澜,罪有应得。我确没有搞什么阴谋,也没有什么私下的指示之类,就是写文章。可我没想想我们写的是什么文章,批林批孔评水浒,什么反修防修,听起来非常马列,冠冕堂皇,似乎都符合“毛泽东思想”,但这个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连文章炮制者自己也不清楚。周一良先生生前写了一本书《毕竟是书生》,讲了点实情。处在难辩和不应辩的地位偏要辩几句,我自愧不如。周先生是大学者,值得佩服。

在学习班时,我曾有一股消极情绪。我有时以洗澡为由偷偷溜回家看看。途中看到摆摊子的小贩、炸油条的、修鞋的,非常羡慕。心想要是不读书,不会写几句破文章,何至如此,自由自在多好。可是我学过的哲学这时跑出来开导我。风物长宜放眼量。我心中有愧但没有鬼。有愧,是的确写了有错误观点的文章,为“左”的路线摇旗呐喊,没有鬼,是我心中坦然,我没有反这反那的念头,也从没有得过任何指示之类。我相信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事情会弄清楚。我很感谢胡耀邦等一些复出的老同志,他们的确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在“**”中遭受那么大的冤屈,但没有把怨气发在这一批小人物身上。不久学习班结束,我们各自回原单位工作。

在学习班时,偶尔走在路上,熟人都避开目光,陌若路人。这也难怪,谁知道你问题多大?你究竟干了些什么?当时各种传言都有,谁也不愿惹一身臊。我最难忘的是一位“三八式”老干部,当过我们哲学教研室主任的舒天巩。1977年春节,他趁夜深人静,偷偷到我家坐了一会儿,没有话,只坐了一会儿,老人默默地走了。就这件事,我此生难忘。天巩死后,他的夫人仍在,是家庭妇女。每年春节,我第一个上门拜年的就是他家。再一个是李秀林。我在《此情可待成追忆》中表达了对秀林在我危难时情感上的支持的感激之情。“药有真假多病识,人情冷暖劫后知。”受难时方知人情冷暖,历来如此。我不能怨别人,换个位置,也许我也是如此。当然,最了解自己的还是自己。自己干了什么,自己最清楚。凭良心说,学习班虽然不好受,但结局是好的。这种结局不仅是我们个人受益,对党的事业也有利。我们那些人中,不少人后来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做出了成绩。何芳川是其中一个。学习班结束后,他逐步时来运转,担任过北大历史系主任、北大副校长、北大海外教育学院院长,以及各种社会职务,在专业上也有突出成就。2006年6月28日因急性白血病去世。我写过一首诗悼念他:

犹记北招识君时,文采风流李杜诗。

落水幸喜未灭顶,翻身弹指痛仙逝。

祸福无常天难料,赤心不改世人知。

大才遽折应一哭,毁誉死后两由之。

我想,当时如果对这些人扫帚一扫了事,何芳川这类人也在被扫之列,国家总是少了一些有用之人、能用之人。当然这无妨大局,中国人很多,但会令以后受党组织派遣受命写文章的人为之寒心,引以为戒。这对党的宣传和理论事业未必有好处。

回人民大学后,我更没有消极。虽然开始两年仍然是靠边站,坐冷板凳。但我以“十年贻误日兼程”的决心,埋头读书。两年后第一本两人合著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出版了,不久集体编著由我统稿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也得以问世,这是我国第一部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著作。不久《走向历史的深处》也得以问世。我没有年节,终年奋笔。65岁开始学电脑,这以后所有文章都是自己敲出来的。现在的确与“**”时不同,一个人只要真没干坏事,就不会遭冤枉的。

▲1974年摄于山西文水县。前排右一为作者。后排中为何芳川,斯人已去,思念久存。

我能走出这段人生困境,没有绝望,也没有消极悲观,一靠党的实事求是政策;二靠我自己的哲学修养。我这一经历,使我深感哲学确实管用。它能使我们在困顿时看到希望,在暗处看到光明,不会一蹶不振、自甘沉沦。(6)走出老与死的心理阴影

人老了,有老年人的问题。虽然青少年时代的那种恐惧、那种对自我的不满已经没有了,可怕老、怕死的问题又逐渐浮上心头。老与死,是老年人面对的两大问题。

生老病死,人人难免,可谓一律平等。死,是人最为忌讳的,也最为害怕的。可死的痛苦只是一瞬间,而老所带来的心理悲哀可以在老年期经常萦绕心头。人,能活到老年,这本是值得庆贺的,因为这表明生命生长的规律正常,不少人英年早逝,甚至未能成人而夭折。有幸能活到老年又对老抱有不满,这是对自然的不公,是对自己的不公。西塞罗说过,人是十分愚蠢的,人人都盼长寿,可真正活到老年,又都埋怨。确实,我们应该为我们至老仍活着而高兴才是。

话又说回来,人老了,容易伤感。因为老与病相连,而且江郎才尽,往昔那种才情活力会暗淡下去。况且老已是处在死的边界线上,即接近生命的终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宇宙空间,如无边落木,空旷无垠;个人的生命如滚滚长江中的一朵浪花。英雄豪杰也难免有生的留恋和死的感伤。大英雄如曹操都还免不了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何况我们这种常人。

如何对待老比如何对待死更为重要和现实。因为随着医学进步和生活改善,人活得年龄越来越长。过去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是七十小弟弟,八十不稀奇。《道德经》上说,“寿则辱”。寿命太长会带来一系列老年特有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已成为社会随处可见的一种人。塑造一个有尊严的长寿社会,当然要依靠全社会和政府的努力。但过一个自尊和充实的老年的生活,不仅要依靠社会,还要依靠老人自身的努力和正确的人生态度。

我今年七十多岁,已过古稀之年。的确感到时间如电如光,去日苦多。一种畏老怕死的念头,也不时会浮现心中。可我经常对自己说,一个哲学家怕老怕死,哲学不是白学了吗?物壮则老,人老必死。岂止是人,这是万物运行的规律。即使是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百姓都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整天整年讲辩证法的人,到辩证法在自身起作用时,就希望它不灵呢?这不就说明,你是个叶公好龙式的哲学家吗?我一出现畏老怕死这种不良情绪时,就反复用辩证法来说服自己。这还是很有效的。

病是老与死之间的通道。老年人生病,往往容易想到死。这是很自然的。对老年人来说,病与死只是一步之隔。进入21世纪第一个夏初,我因病住院月余。在病榻之上,我又反复思考这个问题。特别是药物注射过敏,差一点命断黄泉,更悟出生死一张纸。稍好点我写过两首诗:

落花尚可香泥尘

智者何劳忧死生,世间无物可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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