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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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他取出一个破旧的荷包，给了我一百六十个葡萄牙金币，还把他儿子开去巴西的那艘船的股权让渡书给了我（那艘船他有四分之一的股份，还有他儿子四分之一的股份）。他把两张股权凭证塞到我手里，说是作为其余欠款的担保。

这个正直而善良的可怜人让我深受感动，都不忍心再听他说下去。想起他以前为我做的种种，想起他是如何把我从海上救起来，对我又是如何慷慨，特别是，现在对我又是多么真诚友善，听着他对我说的那些话，我忍不住潸然泪下。我问他，以他目前的状况，拿不拿得出这么多钱，拿出这笔钱会不会让他手头拮据。他说，拮据肯定会拮据一些，但那是我的钱，我可能比他更需要这笔钱。

这个善良的人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为我着想的。听着他的话，我感动得泪流满面。总而言之，我只收了一百个金币，还叫人拿出笔和纸，给他写了一份收据，然后把剩下的钱还给他，并告诉他，只要我能把种植园收回来，就把这些也还给他——后来我也确实做到了；至于他对他儿子那艘船的股份契约，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要的。如果我需要那笔钱，我相信他肯定会给我。如果我不需要那笔钱，能把他让我认为我能拿得回来的那份产业拿回来，那么我永远都不会再跟他要一分钱。

此后，老人家开始问我，要不要他替我想办法把种植园收回来。我告诉他，我打算亲自去一趟。他说，要是我想去，倒不妨走一趟；要是不想去，也有的是办法确保我的权益，并立刻让他们把收益拨给我用。而且，里斯本河上正好有几艘船准备去巴西，他劝我到官方登记处去登记自己的名字，再附上他的书面陈词，宣誓申明我还活着，并声明当初申购土地建种植园的正是我本人。

我请公证处对陈词做了公证，然后附上一份委托书。他叫我把他的一封亲笔信和这些文件一起寄给他在巴西行商的一个熟人，然后建议我住在他家里静候回音。

这次的委托业务办理得再磊落不过了。不到七个月的工夫，我就收到了那几个受托人的后人寄来的邮件（我就是为了那几个受托人才出的海），里面鼓鼓囊囊地装着下述信件和文件：

第一，从他们父辈跟我这位葡萄牙老船长结算的那年算起，种植园的产物收益流水账，时间一共有六年，从账面上看应该给我1174摩伊多。

第二，政府提出接管之前（对被称为“公民权死亡”的失踪人员采取的做法），由他们保管的那四年的账目和结余数额。随着种植园的扩建，这四年共结余38892克鲁扎多[63]，折合3241摩伊多。

第三，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的账目。他一共拿到十四年的收益，但是他正大光明地宣称，除了医院方面用掉的钱，他手里还有872摩伊多没有分配出去，这笔钱就在我的账上。至于划归国王的那部分，什么都没有归还。

还有一封我的合伙人写来的信，他亲切地祝贺我还活着，并向我解释我们产业发展得怎么样，每年有多少产出，土地面积具体有多少平方米或者多少英亩，以及是怎样种植的，有多少奴隶。他画了二十二个十字为我祈福，并告诉我，他一遍又一遍地念着“福哉马利亚”，为我活在人间而感谢圣母。他热情地邀请我亲自去收回我的产业，同时要我告诉他，如果我不亲自去巴西，他该把我的财产交给什么人。最后，他代表自己和全家向我致以亲切的问候，还送给我七张豹皮，看样子是他派去非洲的另一艘船带给他的，看来那艘船的航程比我幸运多了。他还送给我五箱蜜饯和一百枚比摩伊多略小的、没有铸过的金币。

我那两位受托人的后人还让那支船队给我运来了一千两百箱糖、八百捆烟叶以及折成金币的其他所有收益。

现在，我可以说，我这个约伯晚景胜过从前了[64]。巴西的船只向来都是结成船队来的，给我带来那几封信的船队把货物也运来了，信送到我手上之前，那些财物就已经平安抵达港口了。当我看到这些信的时候，特别是发现所有这些财富就在眼前的时候，心里的激动简直难以形容。总而言之，我脸色苍白，人也难受起来，要不是老人家连忙跑去给我拿了点儿甘露酒来，这场突如其来的惊喜肯定会让我神志颠倒，并当场要了我的命。

不仅如此，就是喝了酒之后，我还难受了几个小时，直到请来了医生，问明我突然病倒的真实原因，又给我放了血，我才松快下来，渐渐好转。不过，我完全相信，要是我那种激动的情绪不用这种方法排解，肯定会要了我的命。

现在我突然间成了五千英镑的主人，而且可以说在巴西还有一份产业，每年都有一千多英镑的出息，跟在英国拥有一份田产一样可靠。总而言之，我现在的处境连自己都不知道该怎样理解，该怎样安下心去享受它。

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答我最初的恩人，那位善良的老船长。起初我遇难时他就对我非常厚道，我创业之初又对我十分体贴，到最后对我又这么真诚。我把我收到的东西全都给他看，并对他说，我能有今天，除了主宰一切的上帝外，多亏了他。现在轮到我回报他了，我会百倍地报答他的恩情。首先，我把他给我那一百摩伊多还给了他，然后派人去请公证人，让他写一份免责书，把船长声称欠我的那四百七十摩伊多以最彻底、最坚决的方式全部免除。然后，我又让他写了一份委托书，指定船长为我那座种植园年收益的管理人，让我的合伙人向他报告账目，把我应得的收益交给常年往返巴西和里斯本的船队带给他。委托书最后一款内容是，老船长在世期间，每年从我的收益中抽取一百摩伊多给他，等他过世后，每年从其中抽取五十摩伊多给他儿子，直到他儿子过世为止。就这样，我总算报答了我的老朋友。

现在我需要考虑一下以后该朝哪个方向发展，该如何处置上天赐给我的这份产业。比起岛上的孤寂生活，我现在要操心的事更多了。在岛上，除了所拥有的，我什么都不需要；除了所需要的，我什么都没有。而现在我肩负重任，我的职责就是把那些钱安置妥当。现在没有山洞给我藏钱，没有不用上锁就可以随便放钱，就算那些钱长了霉、生了锈也没人去动的地方。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我都不知道该把它们放在哪里，托付给谁。我的资助者、那位船长是个正直的人，也是我唯一可以托付的人。

其次，我在巴西的权益似乎在召唤我前去，可是，不把事情安排好，把我的收益交给可靠的人保管，我又怎么能盘算到那里去的事？我最先想到我那位老朋友，那个孀妇，我知道她为人正直，会对我很公道，但她上了年纪，又很穷，而且据我所知，多半还欠了债。总而言之，我无奈之下只能亲自带着自己的财产回英国去。

然而，我过了几个月才把这件事定下来。我已经彻底报答了老船长的恩情，他对此也非常满意。于是，我又想到那个可怜的孀妇，她的丈夫是我第一位恩人，而她也曾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全心全意地替我管过钱，指导过我。所以，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里斯本的一位商人写信给他在伦敦的代理人，请他帮我把汇票兑成现款，然后把她找到，替我给她一百英镑，并告诉她，我有生之年会继续接济她，安慰她不要害怕贫困。另外，我还给了我那两个在乡下的妹妹一人一百英镑，她们虽然算不上贫困，但是日子过得也不大好。其中一个成了孀妇，另一个虽然丈夫在世，对她却不怎么好。可是，在所有这些亲戚朋友当中，我找不出一个人，可以让我放心地把全部财产托付给他，毫无后顾之忧地到巴西去。这让我一筹莫展。

我一度想过到巴西去安家落户，因为我曾经入过巴西籍，但是我对宗教问题有点儿顾虑，这让我踌躇不决，关于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会详细说明。不过，当时阻碍我到巴西去的，并不是宗教问题。以前生活在巴西那些人中间的时候，我已经毫无顾忌地公开皈依了巴西的宗教，所以当时也没有什么顾虑，只是最近才对这个问题考虑得比以往多，每当想到我会在他们中间生活并老死，我就开始后悔自己做了天主教徒，觉得以天主教徒的身份死去可能不是最佳选择。但是，正如我所说的，这倒不是那时候阻碍我到巴西去的主要问题，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把我的财产托付给谁。最终我决定带上这些财产回英国去，回去后可以交一些朋友，或者找到忠实于我的某个亲戚。就这样，我准备带上所有的财富回英国。

为了赶在回国之前把事情处理好，兼之巴西的船队马上要启程，我决定先写几封信，答复从那边寄来的公道而忠实的情况说明。我首先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院长写了封感谢信，衷心感谢他们公道的处理方法和主动提出把那872枚没有用掉的摩伊多归还给我的行为。我想把其中500摩伊多捐给修道院，剩下那372摩伊多随院长的意思捐给贫民，并希望好心的院长为我祈祷，诸如此类。

接着，我又给我的两位受托人写了信，称赞他们的公道和诚实。我想送他们一些礼物，可是又想着他们什么都不缺。

最后，我给我的合伙人写了一封信，称赞他在种植园的发展中付出的辛勤劳作，以及在工厂的扩建中体现出的廉洁精神，我拜托他继续管理我的那部分产业，并按照我赋予老船长的权力，将我应得的收益全部寄给老船长，如有变动，我会另行通知。同时，我还向他保证，我不仅打算去看他，还打算在那里度过我的余生。这封信之外，我又送了一份大礼给他的太太和两个女儿（船长的儿子告诉我，他和太太生了两个女儿），除了一些意大利丝绸，还有两匹我在里斯本能弄到的最好的英国绒面宽幅毛织料、五块台面呢和一些价值不菲的法兰德斯蕾丝。

就这样，我把事情料理好，把货物卖掉，把所有的财物都换成了可靠的汇票，接下来的难题就是该走哪条路回英国。其实我早就适应了海路，但是这次对走海路回英国有种莫名的抵触情绪。虽然说不出所以然来，但是这种情绪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有一次我把行李都搬上船后又改变了主意。而且不止一次，有两三次都是这样。

的确，我在海上的运气实在太差了，这或许也是一部分原因。但是，在这种时候，不管是谁，都不该忽视自己内心那种强烈的冲动。我挑出来的两艘轮船，我的意思是说，我特意挑选出来的两艘船，其中有一艘，我把行李都搬上去了，另一艘，我跟船长都讲好了。我是说，我挑出来的那两艘船都出了事，一艘被阿尔及利亚人掳去了，另一艘在托贝附近的斯塔特失事，全船人中只有三个人逃了出来。总之，不管我坐哪艘船都会倒霉，至于坐哪艘船最倒霉，那就不好说了。

为此，我心里特别烦，我的老船长（我什么事都会跟他说）坚决反对我走海路，他劝我走陆路到拉科鲁尼亚，然后渡过比斯湾到拉罗谢尔，再从拉罗谢尔走陆路到巴黎，然后再到加来和多佛；或者先到马德里，再一路走陆路穿过法国。

总而言之，我对走海路已经有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抵触情绪，只能接受从加来到多佛那段路。为此，我决定全部走陆路。反正我不着急，也不在乎花钱，走陆路自在多了。为了让我的行程更愉快，我的老船长给我找来一位英国绅士，是里斯本一位商人的儿子，他很愿意跟我结伴同行。此后，我们又挑了两个英国商人和两个葡萄牙年轻人，那两个葡萄牙人打算只到巴黎。这么一来，我们一共有六名旅伴和五名仆人。两名商人和两个葡萄牙人为了节约费用，都是两人合用一名仆人。至于我，除了星期五之外，我又找了一名英国水手在路上听从差遣，因为星期五对这个地方一无所知，在路上无法做听差。

就这样，我从里斯本出发了。我们都骑着好马，全副武装，组成了一支小小的部队。他们都尊称我队长，一来是因为我年纪最大，二来是因为我有两个仆人，又是这次旅行的发起人。

既然之前没有把航海日记拿来让读者生厌，现在也就不拿陆行日记来烦读者了。但是，这趟令人疲惫的艰苦旅行中，我们碰到了几件惊险的事，倒是不能不提。

我们到马德里后，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来西班牙，便想逗留一段时日，参观一下西班牙皇宫和其他值得参观的地方，可此时已经到了夏末，我们不得不在十月中旬匆匆离开马德里，继续前行。可是，到了那瓦尔边境的时候，我们在沿路几座城镇听人说，法国那边的山上下了很大的雪，有几个试图冒险穿越山区的旅客，纷纷被迫返回潘普洛纳。

我们到达潘普洛纳后发现情况确实如此。我习惯了热带气候，特别是那些连衣服都穿不住的地带，有点儿受不住这里的严寒。其实，我们的惊诧更甚于痛苦，仅仅十天前，我们离开老卡斯提尔的时候，天气还很暖和，甚至有点儿热，现在凛冽的寒风突然从比利牛斯山脉刮来，冷得叫人难以忍受，简直要把我们的手指和脚趾都要冻麻、冻掉了。可怜的星期五这辈子都没见过雪、受过冻，现在突然看到满山大雪，碰到这么寒冷的天气，简直吓坏了。

更糟糕的是，我们抵达潘普洛纳后，暴雪还一直下个不停。人们说，今年冬天来得特别早。道路本来就难走，这下更是走不了了，因为有些地方雪太深，我们根本过不去，而且又不像在北方，积雪冻得结结实实的，在这里每走一步都有被活埋的危险。我们在潘普洛纳待了将近二十天。我看到冬天即将来临，而且情况没有好转的迹象（因为当年冬天是人们记忆当中全欧洲最严寒的冬天），便建议转道富恩特拉比亚，然后坐船前往波儿多，走一小段海路。

就在我们考虑这件事的时候，突然来了四位法国绅士，他们曾经在法国那边遇到大雪阻路，就像我们现在在西班牙这边受阻一样。后来他们找到一名向导，那名向导带着他们从朗格多克顶端绕过那一带，然后一路翻山越岭，都不曾受到大雪的阻碍。而且据他们说，就算在积雪很厚的地方，也冻得很坚硬，足以承受人和马的重量。

我们派人去把那位向导找来，他对我们说，他可以从原路带着我们过去，沿路不会受到大雪的阻碍，但是我们得有充足的武器装备保护自己，以防遭到野兽袭击。他说，现在雪下得太大，有些狼频繁在山脚下出没，因为积雪覆盖大地，它们找不到吃的，都饿坏了。我们告诉他，我们对防备这类野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只要他保证我们不会遇到两脚狼就没问题。有人告诉我们，对我们来说最危险的就是两脚狼，特别是在法国那边的群山上。[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