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皇给的这个全案,”他说,“里面不仅有账目,还有名单。”
“名单?”
“历任漕运总督、漕运侍郎、户部主事、沿河知县的名单。谁收了谁的银子,谁替谁压了案子,谁在谁的升迁路上开了绿灯——都有。”
沈云锦的手指顿了一下。她抬起头,看着萧曜。他的脸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冷峻,眉骨的阴影落在眼窝上,把那双眼睛衬得像两个深不见底的洞。
“皇上这是,”她斟酌着用词,“把刀递到了王爷手里。”
“不是刀。”萧曜说。
“那是什么?”
萧曜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让沈云锦想了很久的话:“是投名状。”那年老的皇帝是要给这个日益做大的蛊虫一个投名状。
近乎哀求的期望他在未来放过自己的兄弟,不要弄得血染京师。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每天清晨,萧曜去上朝,沈云锦留在兰香阁整理漕运全案。
她按照年份、地域、涉及的官员三个维度重新编排这些文书,把散落在不同卷宗里的相关信息汇总在一起,做成索引和摘要。
这是一项枯燥的、费时费力的工作,但沈云锦做得一丝不苟,像一只勤劳的蚕,一片一片地啃食着桑叶。
午后,萧曜从朝堂上回来,两人一起用膳。
用膳的时候萧曜不喜欢说话,沈云锦也不说,只是安静地给他布菜、添饭。
偶尔两人的手指在传递碗碟的时候碰在一起,谁都没有躲开,但也谁都没有刻意去握。
只是碰一碰,像两片叶子在风中擦肩而过,然后又各自归位。
用完膳,两人一起进书房。
这是每天最重要的时段。
萧曜坐在书案正中,沈云锦跪坐在侧面的蒲团上,面前摊着她整理好的摘要和索引。
他们一起讨论漕运的弊病,分析各方的利益纠葛,推演每一种改革方案可能引发的后果。
“如果先动关卡呢?”沈云锦指着地图上标注的二十三个沿河关卡,“把这些关卡撤掉一半,运丁的负担减轻了,漕粮的损耗自然就降下来了。”、“撤关卡?”萧曜摇了摇头,“这二十三个关卡,每个关卡都有上百号人吃饭。撤一个关卡,就是砸上百号人的饭碗。这些人不跟你拼命?”
“那就不是撤,是合。”沈云锦拿起笔,在地图上圈了几个位置,“把相邻的三四个关卡合并成一个,人员精简,职能合并。被裁掉的人,可以安置到其他地方——比如海运局。”
“海运局?”萧曜看了她一眼,“海运局八字还没一撇呢。”
“所以要一起推。漕运改革和海运开禁,不能分先后,要绑在一起。动漕运的人饭碗,就要给人家一个新饭碗。海运就是那个新饭碗。”
萧曜沉默了。
他的手指在桌沿上叩着,一下,两下,三下。
沈云锦看着他的手指,等着。
她知道他在思考,他的思考不像别人那样来回踱步或者自言自语,他就是沉默,沉默地坐着,手指叩着桌面,像一台机器在无声地运转。
“可以。”他终于开口,“但这个方案不能由我来提。”
“那谁来提?”
“浙党。海运开禁对浙党有利,他们做梦都想把海禁打开。让他们来提海运,我在后面推漕运。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沈云锦想了想,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
“想法是好,但有一个问题。”她说。
“什么问题?”
“浙党提出海运,一定会把好处全占在自己手里。到时候海运开禁了,朝廷的税收是增加了,但增加的税收都进了浙党的腰包,王爷一分都拿不到。”
“本怪不需要拿。”萧曜说。
“王爷不需要拿,但王爷需要有人。海运一旦开起来,需要大量的人手——造船的、修船的、开船的、管码头的、收税的。这些人如果都听浙党的,那王爷在海运上就没有任何话语权。没有话语权,漕运改革就推不动。因为漕运的人会说——你连海运都管不了,凭什么来管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