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不能停。”伍万里催促,尽管他自己也快撑不住了。
他们在雪地里跋涉。风雪很大,很快掩盖了他们的足迹,这既是好事——美军不容易追踪,也是坏事——他们自己也容易迷路。老金靠记忆和指北针带路,但雪夜中地形难辨,几次走错,不得不折返。
凌晨一点,他们到达山脊。风更大,几乎站不稳。从这里能俯瞰整个水门桥地区。桥南岸,美军车队的灯光连成一片,像一条火龙,在风雪中蜿蜒。桥北岸,偶尔有炮火闪光,是志愿军在骚扰。天空中,有侦察机的灯光在盘旋,像幽灵的眼睛。
“下坡,进河沟。”老金指着下面一道黑色的裂缝,是干河沟,被雪填平了一半,但还能看出轮廓。
下坡比上坡更难。雪坡很陡,很容易滑倒。他们用绳子拴着腰,一个接一个往下滑。担架用绳子吊下去,王小川在担架上呻吟,但没醒。
下到河沟,风小了,但更冷——冷空气沉积在沟底。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沟里走,雪更深了,有些地方能没到腰。伍万里几乎是在游泳,用身体在雪里犁出一条路。
顺姬在他背上小声说:“阿泽西,我冷。”
伍万里没法给她更多温暖,只能更紧地背着她。孩子很轻,但此刻像一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左臂伤口在疼,每一次用力都像刀割。右臂抱着担架,已经麻木。腿像灌了铅,抬不起来。肺在烧,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血腥味。
但他不能停。他是主心骨,他停了,所有人都会停。停了,就可能再也起不来。
凌晨两点,他们走了大约两公里。时间过去一半,路程也过去一半。但最难的还在后面——悬崖。
“休息五分钟。”伍万里下令,他实在撑不住了。
他们靠在河沟的冰壁上,喘着气。没人说话,都在保存体力。伍万里放下顺姬,孩子已经睡着了,小脸冻得发紫。他把她搂在怀里,用体温温暖。罗伯特检查伤员,王小川还好,孙有才情况恶化,呼吸更困难了。
“他需要马上手术,取出子弹。”罗伯特低声对伍万里说,“否则撑不过天亮。”
“到了坐标,有我们的部队,有医院。”伍万里说,像是在说服自己。
“希望如此。”罗伯特没多说,给孙有才打了一针吗啡止痛。
五分钟后,继续前进。后面的路更艰难,因为体能耗尽了。每一步都像在泥沼里挣扎,意识在模糊,身体在机械地运动。伍万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走,走到坐标,活下去。
凌晨三点,他们到达悬崖边。
悬崖不高,二十米左右,但很陡,几乎是垂直的。下面是一片黑乎乎的山谷,看不清具体情况。悬崖上有枯藤和灌木,但都冻硬了,一碰就碎。
“用绳子。”老金把攀登绳一头拴在悬崖边的一棵枯树上,另一头扔下去。绳子长度够,垂到谷底。
“谁先下?”
“我。”伍万里说。他必须确认下面安全。
他把顺姬交给罗伯特,用牙齿和右手配合,把绳子在腰上绕了两圈,然后倒退着,开始往下爬。左手使不上力,只能用右手和腿。悬崖很滑,有冰,他几次踩空,全靠绳子拉住。手掌被冻硬的藤蔓划破,血渗出来,瞬间冻结。
终于,下到谷底。谷底是平的,积雪很厚,但没风,比上面暖和些。他检查四周,没发现异常。然后拉动绳子三下,示意安全。
第二个下来的是孙有才。他用绳子绑在腰上,上面的人慢慢放,他在下面接。然后是王小川,担架用绳子吊下来,很慢,很小心。接着是护士、罗伯特、顺姬。最后是老金和卫生员。
所有人都下来了,时间凌晨三点四十。离四点还有二十分钟,但坐标在哪里?
老金拿出指北针和地图——地图是手绘的,很粗糙。他对照地形,指向山谷东侧:“应该就在那边,大约五百米。”
“走。”
他们朝着东侧前进。谷底好走些,雪没那么深,而且有树木遮挡风雪。但体力已经到了极限,伍万里感觉自己在飘,脚踩在地上没有实感。顺姬又睡着了,趴在他背上,像个小火炉——其实是他自己在发烧,体温在升高。
凌晨三点五十五,他们看到光了。
不是火光,是手电光,在树林里晃动,有规律地闪烁:三长两短。
是接应信号。
伍万里心脏狂跳,用最后力气,也打出手电:三长两短。
对面回以同样的信号。然后,几个人影从树林里走出来,穿着志愿军军装,披着白布伪装。为首的是个军官,三十多岁,脸很黑,眼睛很亮。
“是长江吗?”军官问,声音低沉。
“是。我是伍万里,七连。”伍万里说,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
军官看着他,看着他背上的孩子,看着他身后这群伤痕累累、衣衫褴褛的人,眼神复杂。他敬了个礼:“我是三十八军侦察营营长,刘振武。奉彭总命令,接应炸桥英雄。辛苦了,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