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中文

注释02（第5页）

[394]他对于戏剧发生兴趣已是相当迟晚的事。这是一八六九——一八七〇年间冬天的发现；依着他素来的脾气，他立刻有了戏剧狂。“这个冬天，我完全用于研究戏剧；好似那些直到五十岁才突然发现一向忽略的题材的人们，在其中看到许多新事物……我读了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果戈理，莫里哀……我愿读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我卧病甚久，那时候，戏剧中的人物在我心中一一映现……”（见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七——二十一日致费特书）

[395]注意托尔斯泰从未天真地相信独身与贞洁的理想对于现在的人类是可以实现的。但依他的意思，一种理想在定义上是不能实现的，但它是唤引人类的英雄的力量的一种教训。

[396]即俗称月光曲。

[397]在《一个绅士的早晨》的终端。

[398]见《战争与和平》。——在此我且不说那《阿尔贝》（一八五七）讲一个天才音乐家的故事；那短篇且是极弱的作品。

[399]参看《青年时代》中述及他学钢琴的一段。——“钢琴于我是一种以感伤情调来迷醉小姐们工具。”

[400]意大利语：欧！我痛苦的爱情！（编注）

[401]他从未中止对于音乐的爱好。他年老时的朋友，一个是音乐家戈登魏泽，于一九一〇年时在亚斯亚纳避暑。在托尔斯泰最后一次病中，他几乎每天来为他弄音乐。

[402]奥尔巴赫（BertholdAuerbach，1812—1882），德国犹太裔诗人、作家。可参见注释345。（编注）

[403]见卡米耶·贝莱格著《托尔斯泰与音乐》。（一九一一年正月四日《高卢人》日报）

[404]在此不独是指贝多芬后期的作品。即是他认为是“艺术的”若干早期的作品，托尔斯泰也指摘“它们的造作的形式”。——在一封给柴可夫斯基的信中他亦以莫扎特与海顿和“贝多芬，舒曼，柏辽兹等的计较效果的造作的形式”对比。

[405]托尔斯泰预定要写第四部，实际是没有写。

[406]相反，他曾混入他在《战争与和平》《安娜小史》《高加索人》《塞瓦斯托波尔》中所描绘的各种社会：贵族沙龙，军队，街头生活。他只要回忆一下便是。

[407]托尔斯泰也许想起他的弟弟德米特里，他也是娶了一个玛斯洛娃般的女人。但德米特里的暴烈而失掉平衡的性格是和涅赫留多夫的气质不同的。

[409]托尔斯泰描绘人物的手法从没如此有力，如此稳健；可参看涅赫留多夫在第一次出席法院以前的各幕。

[410]这部文选，托尔斯泰视为他的主要作品之一：“《每日必读文选》，是我作品中很经意的东西，我非常重视它……”（一九〇九年八月九日致扬·斯季卡书）

[411]大部分在他生前都被检查委员会删节不少，或竟完全禁止发行。直到大革命为止，在俄国流行的他的作品是以手抄本的形式藏在读者的大衣袋里的。即在今日，当一切都印行了的时候，共产党的检查并不较帝国时代的检查为宽大。

[412]他的被除教籍，是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事。起因是《复活》中有一章讲起弥撒祭的事情。这一章，在法译本中可惜被译者删掉了。

[413]关于土地国有问题，参看《大罪恶》（一九〇五年印行）。

[414]勒鲁瓦·博利厄说他是“纯粹的莫斯科土著，斯拉夫血统的伟大的俄国人，芬兰的混血种，在体格上，他是更近于平民而较远于贵族”。（见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国《两球杂志》）

[415]见《世界之末日》。（一九〇五年）托尔斯泰在致美国某日报的电报中有言：“各个省议会的活动，其目的在于限制专制政府的威权，建立一个代议政府。不论他们成功与否，它必然的结果，将使社会真正的改进益为迟缓。政治的**，令人感到以外表的方法所做的改进工作是可怕的，把真正的进步反而停止了，这是我们可以根据一切立宪国家而断定的，如法国，英国，美国。”在答复一位请他加入平民教育推进委员会的妇人的信中，托尔斯泰对于自由党人尚有其他的指摘：他们永远做着欺诈的勾当；他们因了害怕而为独裁政制的共谋犯，他们的参政使政府获得道德上的权威，使他们习于妥协，被政府作为工具。亚历山大二世曾言一切自由党人是为了名誉而卖身，如果不是为了金钱。亚历山大三世曾经毫无危险地销毁他的父亲的自由主义的事业；自由主义者互相耳语说这使他们不快，但他们仍旧参预司法，为国家服务，为舆论效力；在舆论方面，他们对于一切可以隐喻的事物作种种隐喻；但对于禁止谈论的事情便谨守缄默，他们在报纸上发表人们命令他们发表的文字。在尼古拉二世治下，他们亦是如此。“当这青年的君主一无所知，什么也不懂，无耻而冒昧地回答人民代表时，自由主义者会不会抗议？绝对不……从种种方面，人们向这年轻的帝皇表示卑鄙无耻的谄媚与恭维。”

[416]这类人物的典型，在《复活》中有诺沃德沃罗夫，那个革命煽动者，极度的虚荣与自私窒塞了他的智慧。绝无想象，毫无怀疑。在他后面，跟随着一个由工人转变成的革命家马尔克尔，他的要革命是为了受人压迫，心存报复，他崇拜科学，但他根本不知何谓科学，他盲目地反对教会。在《又是三个死者》或《神与人》中，还有若干新革命青年的典型。

[418]“最残忍的奴隶制度是令人没有土地。因为一个主人的奴隶是做一个人的奴隶；但没有土地权的人却是众人的奴隶。”（见《世界之末日》第七章）

[419]那时代，俄罗斯的确处于一种特殊的环境中，即令托尔斯泰把俄国的特殊情形认为是欧洲全部的情形是一种错误的行为，我们可不能惊异他对于就近所见的痛苦具有特别的敏感——在《大罪恶》中，有一段他和乡人的谈话，描写那些人缺乏面包，因为他们没有土地，而他们心中都在期望能重新获得土地。俄罗斯的农民在全部人口中占有百分之八十的比例。托尔斯泰说在大地主制度之下，致千万的人都闹着饥荒。当人们和他谈起补救这些惨状问题，言论自由问题，政教分离问题，甚至八小时工作制等等时，他便嘲笑他们：“一切装作在到处探寻拯救大众疾苦的方法的人们令人想起舞台的情况，当全部观众看见一个演员隐藏着的时候，配角的演员也同样清楚地看到的同伴，却装作完全不看见，而努力想转移大家的注意。”除了把土地还给耕种的人以外更无别的挽救方法。为解决这土地问题起见，托尔斯泰赞成亨利·乔治的主张，实行征收地价税，而废除一切杂税。这是托氏的经济的圣经，他永远提及它，甚至在他的作品中，有时采用乔治整句的文字。

[420]“无抵抗主义是最重要的原则。徒有互助而不知无抵抗是永远没有结果的。”（见《世界之末日》）

[421]在一九〇〇年他致友人书中，他怨人家误会他的无抵抗主义。他说：人家把“勿以怨报怨”和“勿抵抗加在你身上的恶”相混。后者的意思是对于身受的恶处以无关心的态度……“实在是：抵抗罪恶是基督教义的唯一的目的，而不抵抗罪恶是对于罪恶最有力量的斗争。”关于这一点，人们很可以把它和甘地的主义相比，——这亦是为了爱为了牺牲而抵抗！这亦是心魂的勇武刚毅，和淡漠的无关心是完全相反的。只是甘地更增强了英雄的力量罢了。

[422]托尔斯泰曾描绘了两个“盲从者”的典型：一个在《复活》的终端，另一个在《又是三个死者》中间。

[423]在托尔斯泰指摘各省议会的**以后，高尔基表示大不满意，写道：“这个人变成他的思想的奴隶了。长久以来，他已离开了俄罗斯的实生活而不听见民众的呼声了。他所处的地位已超临俄罗斯太远。”

[425]一九〇五年十一月致友人书。托尔斯泰的关于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基督教精神与爱国主义》（一八九四年）；《爱国主义与政府》（一九〇〇年）；《军人杂记册》（一九〇二年）；《日俄战争》（一九〇四年）；《向逃避军役的人们致敬》（一九〇九年）。

[426]他以为原文有误，“十诫”中的第二条应当是“爱你的同胞如他一样”，即如上帝一样。（见和捷涅罗莫谈话）

[427]在他一九〇六年的信中，托尔斯泰已经表示这种恐惧。

[428]“既然要容忍私有产业制度，那么，以前的拒绝军役与警役是无谓的举动了，因为私有产业制全赖军警制予以维持的，尽了军役警役而沾着私有产业制之惠的人，比较拒绝军役警役而享受私有产业制的人还较胜一筹。”（一八九九年致旅居加拿大的杜霍博尔人书）

[429]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是不差的，上帝对于他的恩惠完全报答了。在他逝世前数月，在非洲的极端，甘地的救世的声音传到了。（参看本书《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回响》）

[430]在《大罪恶》的篇末，我们可以找到《告被统治者书》。

[431]“想象一切人类完全懂得真理而集合在一起住在岛上。这是不是生活？”（一九〇一年三月致一个友人书）

[432]一八九二年五月十六日。托尔斯泰那时看见他的夫人为了一个男孩的死亡而痛苦着，他不知如何安慰她。

[433]“我从来不责备人没有宗教。最坏的是当人们说谎时，佯作信奉宗教。”此外又言：“如果上帝假**我们，这是比恨我们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