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海德的日记
1980年1月30日,星期三
一次荒谬绝伦的外勤体验。
上午,我对那些饱经风霜的渔民们说了些漂亮的空话,承诺调查、检视、协调。
我避开了布鲁塞尔,避开了我的无能为力,避开了共同渔业政策那个真正的问题。
我明明到了实地,却不自觉做了个合格的、虚伪的政客,真是可笑。
约翰老渔民那句“你的可持续的未来,能帮我还上这笔钱吗?”像一根刺,直戳我的肺腑。
是的,我不能,我只能承诺打个电话。这就是我的极限?一个内阁大臣的极限?
下午,我试图在海鲜节的舞台上玩弄辩证法,然后,一筐冰冷的海带浇醒了我。
物理的冲击,精神的洗礼。耻辱。
我狼狈不堪,像个落汤鸡,被记者们的闪光灯定格在那一刻,我几乎能想象到明天小报上的标题。
但最大的荒谬还在后面。
旅游局长兰伯特那张劫后余生的脸,那番“感谢”,那番“巧合”。
环境部紧急的“安全质询”,郡议会的“体面台阶”。
这根本不是巧合。
阿利斯泰·卡文迪许。那个声称“职责是服务于合法政府,而非效忠于特定党派”的家伙。那个精确预判我白板需求,提前安排妥当的家伙。那个在备忘录里写着“建议婉拒或开会”的家伙。
他没有亲自下场,他甚至没有直接介入。
我的公关灾难,成了他解决问题的工具。我的尴尬,为他争得了权力。
阿利斯泰·卡文迪许,我的代理常任秘书,给我上了一堂关于白厅丛林法则的入门课。
我拨通了那个熟悉的电话,用他的逻辑,向他要了我的政策成果。
我不知道我这艘船,是在驶向深渊,还是在驶向一个更复杂但更真实的海域。但我知道,我不能再仅仅是舞台上的表演者了。我得去了解,得去学习,那个幕后的导演,是如何编写剧本,如何拉动那些细线的。
1980年1月31日,星期四
我打了那个电话。为了约翰,也为了我自己。银行方面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但承诺会“重新评估”。一个微不足道,却真实存在的进展。
阿利斯泰遵守了他的承诺,约翰的资料和银行信息今天一早就送来了。
这很好。
他提供工具,我来使用工具。他构建系统,我来……让系统为我所用。
我们之间似乎达成了一种新的默契,他追求系统的完美,而我追求具体的结果。
或许,这条路能走得通。前提是,我们都清楚,谁才是那个真正握着缰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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