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送出去以后,何青禾有好几日都没再想它。
不是不想。
是路不让她想。
队伍离开那处屋场后,路一天比一天不似人常走的路。最初还有村庄,还有能讨一瓢热水的人家,还有路边竖着的柴垛和田埂。再往后,田少了,坡多了,路像被谁用钝刀在山腰上划出来,窄、斜、碎石多。人走过去,脚下的土便松一层;担架走过去,前后的人都要提着气,生怕哪一步没踩稳,连带躺在上头的人也一并晃下去。
何青禾早已不再问什么时候歇。
她知道问也没用。前头能不能停,要看有没有地方遮风,看有没有水,看后头的人能不能跟上,看伤员撑不撑得住。路上谁都累。抬担架的人累,背药袋的人累,扶伤员的人累,连躺着的人也累——躺在担架上并不比走路轻松多少,伤口随着每一次晃动被重新牵扯,疼却不能像脚疼那样咬牙迈过去。
她肩上这几日总挂着东西。
有时是药袋,有时是干布,有时是一只装得不满的粮袋。袋子底角压在腰侧,走久了,那里便钝钝地疼。她会下意识用手摸一摸缝口,确认没有裂线。那几只破袋以后,她看任何袋子都先看底角,看线是不是压住了受力的地方。罗嫂笑过她,说她如今见袋如见仇人。她也跟着笑,笑过以后,仍要低头摸一遍。
这日午后,天色早早暗下来。
云压得很低,像一层吸满水的旧棉絮,沉沉盖在山口上方。风从前头灌过来,吹得人衣襟贴在身上。走在前面的队伍停过一次,说后头还有伤员要并上来,让卫生这一段先等。
何青禾和周秀英在一处坡下歇脚。
周秀英坐在一块石头上,膝上仍放着那个本子。自从领过那一段担架以后,何青禾便常能看见她写字。她不总写很多,更多时候是记数:多少布,多少粮,几副担架,几个伤员,谁从哪处转来,送往哪边。笔很短,已经削过许多次,握在周秀英指间,像一根稍不留神就会被折断的小木棍。
“你不歇手吗?”何青禾问。
周秀英没有抬头。
“手歇了,数也不会自己留着。”
她说完,把刚记好的一行吹了吹,让铅笔灰稍微定住。
何青禾便不说话了。
她知道这句话不只是周秀英的怪脾气。路上的东西越走越少,伤员却不见少。哪一只药袋交到谁手上,哪一捆布还剩多少,哪一个人送到前头、哪一个没撑到,都不能光凭嘴说。嘴会累,会乱,会记错;纸上若还能记,便总比只靠人心里惦着稳一些。
周秀英教过她认自己的名字。
何青禾。
三个字,她已经能在本子上认出来了。周秀英还让她用树枝在泥地上描过。何字最难,笔画像一小间歪斜的屋子,她常写得散架;青字她喜欢,横横竖竖,看起来像有一层一层压着的绿;禾字最好记,像一棵细细的禾苗,风一吹便会弯,却又能站住。
她有时走路走得累了,便在心里默念那三个字。
何青禾。
念久了,她会觉得自己并不是被路推着往前走的一团影子。她有名字,有娘给她纳的鞋,有胸前那只针线包,有一张不知能不能送到家里的纸。哪怕身后的村子已经被一层又一层山遮住,名字还像一根很细的线,把她从人群中勾出来,让她知道自己仍是自己。
风忽然大了一阵。
前头有人喊:“后头担架来了!”
何青禾立刻站起来。
她刚要去看是不是要帮忙,便见两个男人和几个妇女从后头转过坡口,抬着一副担架赶上来。那担架走得很慢,前后四个人都压着步子,像手里托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已经裂了口、稍一颠簸就会彻底碎开的瓦罐。
担架上躺着的是个女人。
她身上盖着一块旧褥布,褥布从胸口一直盖到脚,只露出一张脸。那张脸很白,白得几乎与身下垫着的旧布分不清。头发被汗与灰黏在额边,嘴唇干裂,微微张着,却不太能看见呼吸起伏。她的右手从褥布下滑出来半截,手指很瘦,指甲里嵌着泥,腕上缠着一道已经看不出原色的布条。
随担架来的人说她是前头一处转下来的,伤在腹部,夜里发过高热,路上不能久停,可前面那段路要过窄坡,原先抬她的人已经撑不住了。
“还得换人。”那人说,“找两个稳的。”
稳的。
何青禾听见这两个字,心里像被轻轻一碰。
若是从前,她大约会先看谁力气大;打那以后,她看担架,先看路,再看人,再看伤员能不能经得住。稳不是力气大。稳是抬的人能听见彼此脚下的节奏,是前后高低不乱,是肩膀疼了也知道什么时候换下来,不把自己的硬撑压到担架上的人身上。
程月兰不在这里。
她这些日子一直在队伍前后调转,哪里重伤多便往哪里去。此处只有周秀英、罗嫂和几名随行妇女。周秀英合上本子,看了一眼担架,又看向何青禾。
“我们抬一程。”周秀英说。